深度阅读 | 展望后疫情时代——CISS2021年度报告
第一部分
塑造“后疫情世界”面貌的几个主要因素
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已经成为百年大变局加快演进的催化剂、助推器，牵动方方面面的调整和变化。各主要力量均已开始为“后疫情时代”谋篇布局，力求在疫后全球体系变革和国际秩序重构中占据主动和有利位置。
目前看，五大因素将发挥关键作用，塑造未来世界的基本面貌和议程，影响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变迁。
一、新冠疫情由于新冠病毒的不断变异和不同政治制度、文明形态国家抗疫政策的差异化表现，全球疫情呈现长期化、常态化的趋势。这是一场各国命运与共的全球性挑战。尽管国际卫生、医药和生物学界都在密切监测并加紧研究，人类对新冠病毒的认知仍然非常有限，无论是对感染后遗症、疫苗副作用，还是对突变株传播和免疫逃逸的特点，都需要时间才能找到答案。从这个意义上讲，所谓“后疫情世界”并不一定是人类彻底摆脱了新冠病毒的世界，而很可能是病毒和人类经过反复较量后相互适应的世界。疫情的发展变化必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人们的生产生活和行为方式，塑造各国经济、社会和政治形态乃至全球治理的新重点，也将对大国兴衰持续产生影响。
中国贯彻“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的总要求，有效应对了疫情多源多点发生的复杂局面，率先恢复了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在全球抗疫中占得主动、有利地位。本着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中国坚持全面落实“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防控策略，建立起严格的常态化防控和应急工作机制，取得伟大抗疫成就。根据流调溯源结果，武汉疫情以来，中国国内发生的30余起本土聚集性疫情，均为境外输入引起。
病毒变异是基因与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目前看，防控与疫苗相结合仍是战胜疫情的最有效武器，而这方面全球统一行动的匮乏和领导力的缺失使得人类面对这场大危机显得脆弱和分散。一些国家和地区或“重疫苗轻防控”，或“疫苗与防控均不足”，放松对社会生活和跨境旅行的限制，致使疫情每隔一段时间便会反扑，难以在全球实现普遍和有效的防控。接近2021年年末的时候，美国、日本、以色列、中国等国相继宣布在特效药研发方面取得重大进展，但是临床效果如何还有待观察。2021年11月，南非报告发生新变异毒株奥密克戎，引发全球资本市场大幅震荡，发达国家囤积的巨量疫苗或将失效。只有尽快改变在疫苗分配上“自扫门前雪”的局面，优先向欠发达地区加大援助力度，早日实现全球范围内接种普及，并且强化跨国政策协调，在隔离、追踪、防护、治疗、通关等问题上做出共同安排，人类才有可能从根本上压制住疫情，否则存在难以预知的可能性。
截至2022年1月5日，新冠病毒全球累计感染290，959，019人；死亡5，446，753例。（世界卫生组织）
截至2022年1月5日，全球累计接种疫苗8，693，832，171剂。（世界卫生组织）
截至2021年12月31日，全球平均疫苗充分接种率为46.71%，高收入国家（按照世行分类）平均充分接种率为70.1%；低收入国家平均充分接种率为4.1%。（www.ourworldindata.org）
截至2021年12月31日，占世界人口16%的非洲大陆疫苗平均充分接种率为9.1%。报告Omicron变种的南非充分接种率为26.4%。（www.ourworldindata.org）
2021年8月，中国承诺年内向世界提供20亿剂疫苗。截至2021年12月21日，中国已近实现承诺，对外提供疫苗占中国以外全球疫苗使用量近三分之一，1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从中受益。（中国外交部网站）
二、科技迭代。人类已经完整历经四次科技革命，先后是公元16-17世纪在天文、物理领域发生的第一次科技革命，18世纪中后期以发明蒸汽机、纺织机和机器代替手工为标志的第二次科技（产业）革命，19世纪中后期以发明电力技术和内燃机为标志的第三次科技（产业）革命，20世纪上半叶进化论、相对论、量子论相继提出所引发的第四次科技革命。20世纪中后期发生了以电子计算、信息网络出现为标志的第五次科技（产业）革命。
新冠疫情暴发前，第五次科技（产业）革命还在继续发展。信息技术与新能源、生物技术一道，成为未来科技发展的主线，与传统的机械化、电气化技术相融合，催生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清洁化的技术业态迅速发展迭代，科技有望成为“后疫情世界”最有力的经济增长引擎。例如，严格的隔离政策使得社会功能和社交活动主要依赖云端实现，催生出以打破虚拟与现实隔阂为目标的“元宇宙”方案。在发达的底层技术支持下，“元宇宙”有望成为具有无限发展可能的新空间。
生物技术、量子计算、人工智能等领跑科技的勃兴，是一系列科学理论和实践在近半个世纪时间里发展交汇的结果。人们注意到，此轮科技革命呈现优势分布多元化的特点，而非像前几次那样由少数国家垄断和主导。美国等发达国家在半导体、高分子化学、发动机、生物医药研发等领域仍拥有优势，中国则首次有机会经历完整的新工业革命进程，凭借国家对基础研究的有力扶持和投入，以及大数据、应用市场、基建等方面的优势，在电信、新能源基础设施和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电动汽车技术的应用和创新等方面，来到了接近发达国家的起跑线上，正在数字时代调动起惊人的科技发展加速度现象。
信息、生物等技术的特性也改写了科技与生产力对称发展的因果关系。掌握最多尖端技术的国家未必能在其应用和经济效益的转化方面获取全胜，任何新技术的发展也不太可能仅为一个集团、一些国家或者一种文明服务。与此同时，在新技术研发与规模应用的过程中，规范的缺失给人类社会带来伦理、安全等诸多方面的挑战和风险，亟待国际社会加紧商议和制定可以共同接受的标准。
新技术发展的高端市场空间本来就很有限，疫情期间美等发达国家的新技术业态得到比较充分的发展，尖端科技竞争更加激烈，尤其是在中美之间。美国对华科技政策突出高压和对抗性措施，以国家安全为借口，力图减少与中国的技术关联。拜登政府继续在高科技领域推进与中国的零合竞争，从技术出口、学术研究、人才交流等方面极力设障，试图搭起“小院高墙”。在国际上采取依据亲疏划分科技合作小圈子的做法，给技术贴政治标签，拉拢盟友一道延缓中国的创新速度，消解中国的优势。这种对人类发展不负责任的态度和破坏性行为使得全球科技生态面临裂解的压力。
三、大国合竞。特朗普政府将中国定位为首要“战略竞争者”，宣告美国的全球战略“回归大国竞争时代”，推动与中国的竞争外溢至政治、经济、科技、军事、意识形态、与第三方关系等多重领域，在国际关系层面塑造全方位、宽领域的对抗态势。新冠疫情进一步加剧了美国与中国的对立情绪，这也阻碍两个大国携手带动全球合作。拜登政府上台后明确了对华“进行长期且激烈战略竞争”的方向，一方面积极推动国内调整，调动举国之力开展对华竞争，另一方面打着“共同价值观”的旗号，聚集盟友伙伴之力构建遏阻中国的战略联盟。但是美国霸权的根基在过去几十年的战略透支中已经被动摇，内部亦困难重重、制度效能下降，落实竞争深受掣肘。例如，美方明示从阿富汗撤军是为了甩掉包袱集中精力对付中国，但是撤得仓促和难看，进一步暴露了美国霸权衰弱的轨迹，也让其盟友进一步看清了美霸权功利主义的不可靠性。
现如今，中国和美国经济规模加总已经占到世界的一半以上，其他方面的力量也呈现类似的占比状况。因此，当中美陷入严重分歧时，这两个大国之间的矛盾必然成为当今世界国际政治和战略领域的主要矛盾。然而，两国都没有吃掉对方的足够实力和动力，双方在同一全球体系内的运作保持着比较高的相互依存度，并且有着在关乎共同利益和世界整体需求的议题上开展合作的意愿。中国一直不赞成用“战略竞争”定义中美关系。毋庸讳言，国家间存在天然竞争，例如经济竞争和科技竞争都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战略竞争不可取，容易导致国家资源和外交注意力的错配，也不符合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时代的基本特征。今天的中美矛盾已经部分显现冷战特征，尤其在意识形态分歧等方面，但是，不同于过去美苏对抗的是，两国都对保持世界体系的平稳运行和发展有着共同的利益和需求。未来中美两国是在现行秩序和体系的框架内解决矛盾分歧、实现和平共处，还是各搞一套开展激烈对抗，将是决定21世纪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课题。
中国与俄罗斯都面临美国的挑战和打压，双方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在风雨面前坚如磐石，不断提质升级，“不是盟友胜似盟友”。不过，现阶段的动荡局势并没有在中美俄之间刺激出犄角对峙局面。俄美（北约）尽管在中东欧一线仍然存在尖锐的地缘政治矛盾，但两国战略稳定对话步入理性轨道。
美国尝试联欧遏华，力图在涉华问题上拉紧共同价值和共同规则的纽带，但是，在全球战略与安全乃至经济增长等领域，缺乏凝结至关重要利益的共同关切，难以再度塑造 “新跨大西洋共识”。欧盟在拜登上台之初对其重振跨大西洋精神抱有期待，但是，美国在阿富汗甩包袱和建立美英澳三方安全联盟过程中无视盟友利益的所作所为，令欧盟认识到自身在美国新战略意图中地位已然下降。虽然欧盟许多国家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大国战略竞争的趋势，也跟风将中国视为“体系性竞争对手”（systemic competitor），但是大部分国家更希望自主安排对华关系，将大国竞争转化为欧洲自强自新的机会和动力。欧洲既不可能脱离对美国的全面依赖，也不愿放弃中国的大市场和广泛关系，因此不赞成大国脱钩和零和对抗。
四、经济全球化重构。疫情前美西方就对是否继续推动经济全球化开始犹豫了，冷战后曾经蓬勃发展、席卷全球的经济全球化遭遇孤立主义、保护主义的逆流、寒潮。新冠疫情打乱了全球供应链的有序运转，许多在疫情期间受冲击严重的国家处于产业链中上游，对全球供给带来比较大的影响，出现生产中断、物流受阻、国际贸易下滑等乱象，对世界经济稳定造成冲击。但是，目前看疫情未造成全球供应链的解构或者重构，反而刺激和加快了各国政策调整的步伐，从片面强调经济和效率，转向重视保持韧性的更加平衡的态度，许多国家开始布局分散、多元、短距的海外生产基地，新型经济区域主义呼之欲出。
中国力克阻力，为维护全球供应链稳定和完整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话语权和规则影响力进一步上升。即使是在美国挑起的经贸摩擦的影响下，2021年前三季度中美贸易仍持续增长，进出口总额达5431亿美元，同比增长35.4%。中欧班列已经通达欧洲23国168城，运输货物类型达5万多种，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促进区域融合发挥作用。在世界各地疫情此起彼伏，奥密克戎变种引起全球恐慌之际，中国的出口订单继续逆势增长，波长效应进一步拉长。2021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东盟已经成为中国最大货物贸易伙伴，《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于2022年1月1日正式生效，同时与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的红利叠加释放，贸易发展未来可期。中国还通过与各国共建“一带一路”，申请加入《全面且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等举措，积极拓展对外开放领域，实践互利共赢的理念，探索促进共同发展的新路子。
“后疫情世界”，经济全球化势将发生深度调整和重构，两股力量拉锯明显。全球经济大循环继续发生系统性变化，现代服务业、高端制造业、工厂投资等经济活动的重心继续向亚太、特别是中国转移，国际资本市场青睐由此而产生的巨大获益机会。2020年以来，多家国际顶尖投行的全球资产配置报告把中国从“新兴市场国家”分类中剥离出来独立计算，显示认可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独特地位。美国等国一度试图将企业召回国内以期实现供应链自主的国家，开始意识到其设想并不现实，也不经济。但是，美国仍然有股政治力量大力推动全球供应链“去中国化”，积极主张与跨大西洋盟友另行组建“基于共同价值观的供应链”。欧盟出于对在国际竞争力格局中被边缘化的担忧，对美方要求有所呼应，同时也在推进“积极产业政策”，试图与中美科技企业在战略产业、技术标准等领域分庭抗礼。未来经济全球化的势头很难不受大国博弈和国际安全形势变化的影响，不能排除全球区隔化、碎片化加快演进的可能性。
五、全球性议程。进入“后疫情世界”，传统和非传统形式的跨国挑战变得更加复杂和多元，对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构成的共同和普遍性威胁更加直接和紧迫。两大议程最为突出：一是应对气变。尽管国际社会从未间断努力，拜登政府也恢复对这一重要国际议程的重视，但是全球气候变暖趋势未能得到遏制。南北极冰盖加快融化，各地极端气候事件明显增加，联合国专业机构已经发出危机级“红色警报”。但是，各国强调自身利益，在温控目标、适应问题以及《巴黎协定》实施细则方面还存在意见分歧，很多国家更关注能源转型带来的商业利益和产业升级需求，气候谈判步履维艰。
2021年10-11月格拉斯哥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取得一些新的国际共识。中美发布联合宣言，承诺继续共同努力，并与各方一道加强《巴黎协定》的实施，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原则、考虑各国国情的基础上，采取更有力的行动应对气候危机。双方还决定推动中美气候变化合作机制化、具体化、务实化，同意建立“21世纪20年代强化气候行动工作组”，推动两国气候变化合作和多边进程。但是，发达国家承诺用于支持发展中国家的资金迟迟不能到位，这些国家既要减少火电以达到减排要求，又缺乏发展可再生能源的资金和技术，短期内难以摆脱“发展”与“环保”无法兼顾的两难困境。
二是反恐反极端。美军撤军之后，阿富汗站在由乱到治的“十字路口”，重新上台的阿富汗塔利班能否同“伊斯兰国”“基地”等极端恐怖势力划清界限还要观察，亦需防范中亚、南亚和中东、北非地区涉恐事态再度连片扩散。欧洲等国家则在思考“如何在没有美国强力推动的情况下继续反恐”。
总之，虽然“后疫情世界”的基本面貌仍不清晰，但是主要线索、大致轮廓和关键议程已经显现。这将是一个人类与生物病毒、气候变化等“隐形杀手”持续斗争的世界，因此将是呼唤国际合作和需要领导力的时代。而新型全球挑战的多重性和其中利益纠葛的复杂性也决定了，新的世界领导力将不再源自一个或几个力量“极”，而应是能切实发挥作用的全球治理机制，这就使得国际治理的改革和构建更加紧迫。这将是一个“后霸权”的世界，美国霸权力量的式微并不意味着新的霸权必然出现，各主要力量会在持续不断的折冲樽俎、摩擦碰撞中，艰难寻找新的平衡点，探索新的共存、共治和共享的模式。
第二部分
走上长期博弈之路的中美关系
在拜登政府执政将满一年之际，可以看到美国的内外政策进行着全面调整，突出的改变有三个方面。
一是提出“中产阶级外交”的理念，也即强调“连接国内优先事项和海外目标”，推动实施大规模国内投资的产业政策，倡导“公平的对外贸易”，重新确立对外政策的实力地位，恢复国民对国家体制的信心。
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拜登政府迅速推出涉及气变、医保、移民、教育等领域的行政令，快步拆解特朗普的“政治遗产”，还签署了旨在缓解疫情冲击的1.9万亿美元纾困法案，加大科学抗疫的力度，协调国会两党通过总额近1.2万亿美元的基建法案，力推“更好地重建”（Build Back Better）一揽子支出法案，等等。
二是重拾价值观外交，修补被特朗普破坏的“跨大西洋协调”， 谋求建立新的符合国家安全利益和价值原则的“自由全球格局”，被视为是某种“受抑制的全球主义”（chastened globalism）。
三是加快全球战略收缩。奥巴马执政时期小步开启全球战略收缩，以适应全球经济重心向亚太转移的趋势，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对散布在世界各地的战略资源重新优化部署，集中精力应对包括中国崛起在内的亚太地区挑战。特朗普时期亦出台了更加明确针对中国的“印太战略”。拜登政府则是继续深化这一进程：一手升级“印太战略”，使之更具系统性和综合性；一手结束“永远的战争”，包括2021年仓促、坚决地撤出阿富汗，年底前将军事人员从伊拉克战场撤走，同时对中东和平进程采取忽视的态度。
拜登政府的内外政策调整仍在进行中，能否导向某种 “拜登主义”还要观察，但是可以看出，这并非人们曾经以为的“民主党重新上台必然发生的国际主义回归”，而是另一种形式的“美国优先”，或者说特朗普式民族主义的新“镜像”。其背景则是美国跨越党派纷争的保守化趋势。
二、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审议
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审议仍未划下句点，但是其架构已经比较清晰，与拜登政府的内外政策调整和合拍同频的，可以认为，美国逐步实现了对华政策和全球战略的“一体化”。
首先，主基调、总目标是“战略竞争”。拜登及其幕僚在竞选期间便大谈对华战略竞争，当选后就申明要与中国开展“长期且激烈的战略竞争”，确认中国是“唯一能挑战美国的系统性对手”，对华政策就是要与中国展开“竞争”并确保美国“胜出”（out-compete）。
其次，明确“外交始于国内”和“从实力地位出发”开展竞争。言外之意是自己要“强身健体”，把“以内促外”作为谋胜对华战略竞争的关键。同时也试图“以外促内”，把“大国竞争”视作倒逼自身改革发展的动力。“从实力地位出发”是现实主义色彩鲜明的冷战术语，美方在里根时期考虑对苏谈判策略时经常使用，当下投射到中国身上时，强调的是必须保持和增进美国在军事、科技、价值和盟友支持等多方面的优势地位。
第三，将军事战略的重心调整到“印太”，应对“中国军事扩张威胁”。美军高层用“日益迫近的威胁”（pacing threat）描述两国军事竞争，主张军力发展保持对中国的超越势头。针对中国军力在西太的增加，美军“太平洋威慑计划”一方面为台海、南海可能发生的冲突加紧部署、加强威慑，另一方面寻求保持沟通管道，构建危机管理能力。
第四，以科技竞争作为对华战略竞争的核心领域。拜登政府试图遏制中国的“数字化崛起”和寻求供应链的“自主可控”，积极推动立法、筹集预算，激发国内“再工业化”和创新升级，解决关键领域和环节的脆弱性；推行“小院高墙”战术，强化针对中国的科技限制措施，从针对高科技企业的封锁制裁，扩大到涵盖技术管控、交流阻断、人才封锁等多项内容，同时酝酿成立“技术民主联盟”（T-12），推动实施“去中国化”的供应链重组，力求把中国的科技水平冻结在一定发展阶段。
第五，以意识形态为统领、具体任务为导向，组建遏华联盟。美国在冷战时期不断强化同盟以应对苏联威胁，现在是为了与中国开展长期竞争。尽管美国政府已经公开表示放弃颠覆中国政权、改变中国体制的外交目标，但是，其对华战略中仍保持利用意识形态分歧牵制中国影响力上升的内容，抓住个别案例为在其他领域推动“脱钩”制造借口。尤其考虑到大多数盟友国家不把中国视为传统安全威胁，美国试图切换思路，重点依靠打“民主”“人权”等政治旗号来拉拢盟友。为此，拜登政府执意在2021年12月举办“全球民主峰会”，宣布“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在意识形态领域拉帮结派，试图构建孤立和对抗中国的新型国际政治架构。
不过，拜登政府组建反华“统一战线” 难以实现铁板一块的目标，各国在现实利益和对华关系方面存在差异。国际社会普遍对美国与中国的竞争抱有围观态度，即便一些与美关系密切的盟友国家也都在尽量回避选边站队。
因此，美国在对华战略竞争的布局上试图另辟蹊径，根据不同需求和地域条件，推行分门别类又各有侧重的新同盟安排。例如在亚太地区，通过加强“五眼联盟”、激活“四国安全对话”（QUAD）并将其根据不同任务需要扩展为“四国+”机制，以及新建美英澳“三方机制”（AUKUS）等，同时加强各个“小圈子”之间的连通性，以期最终形成以反华遏华为主要任务的同盟体系。
同时，拜登政府很清楚，眼下因国内矛盾丛生、党争激烈，以及受新冠疫情影响维持经济正常运转任务艰巨，美国无法集中精力对付中国，也未做好彻底摊牌的准备。而且，中国已经成长为一个全球性的强国，与美国同在一个国际体系之内且相互之间的经济利益渗透交融，美国无法做到同中国全面、彻底脱钩。所以，拜登政府也反复强调“管控竞争”、“避免灾难”的重要性。国务卿布林肯甫一上任就提出对华“竞争、对抗、合作”三分法。经过一段时间的折冲，美方对华政策话语主要提“竞争”与“合作”，反而不太提“对抗”了，还几次表示希望为两国关系搭建“护栏”，避免走向更糟糕的局面，比如战争。拜登提出要与中国“持久共存”“负责任共存”。
美国现在考虑的对华竞争与冷战时期的对苏竞争不同，突出的不是“一争天下”，而是“一争高下”。美国长期作为全球体系中的“领跑者”，其心态就是希望一直跑在最前面，不让后起国家超越。与此同时，美国精心符合自身利益的合作与竞争领域，在其有现实需求的问题上寻求中方配合，但绝不让中国出头。比如在气变领域，拜登政府要重新夺回对重大全球议程的领导力，积极与中国进行合作，但是，在遏制中国清洁能源技术的赶超上并不手软。
美国不会心甘情愿把全球领先地位拱手让人，其精英阶层一定会竭尽全力证明美国的制度仍然“最优且有效”，也一定会竭尽全力推进对外战略竞争，在竞争中积蓄实力、消耗对手，尽可能避免或推迟霸权衰弱的趋势。。在美国的战略文化中，不能没有对手，而对手的意图和能力是同等重要的判断依据，甚至能力重于意图。在美方看来，对手的意图可以改变，而能力一旦形成随时可以出现不利于美的意图。因此，美对任何对手的遏制从来都是重在打压能力，而非纠结于意图。
三、2021年的中美互动
中美关系进入紧张状况，完全是美方主动和有意挑起的。面对美国对华战略竞争带来的挑战，中方毫不惧怕，在对美博弈中勇于接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定不移地维护国家利益。
拜登政府经过一段时间的审视，开始与中方展开外交接触。两国元首2月、9月的两次通话和11月16日的视频会晤发挥了至关重要和具有全局性意义的引领作用。两国在外交等多个重要领域进行了沟通，包括3月中美外交安全高官安克雷奇对话、7月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舍曼访华、8月美国助理国防部长与中央军委国际军事合作办公室领导线上磋商、10月中美外交安全高官苏黎世会晤、两国外长11月罗马会晤和全年数次通话、美国总统气候变化特使克里两次访华、两国经贸和财金团队多次通话，等等。
在这些对话沟通中，中方展现了稳定两国关系，将其重新引上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轨道的诚意，并且表现出冷静和平视的姿态，压制美方的傲慢气焰。与这些对话并行不悖的，是针对美方一年来利用台海、南海、香港、新疆、新冠溯源等问题干涉中国内政和损害中方利益与尊严的行径，持续不断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中国也为打破美西方对世界的话语和叙事的垄断迈出重要步伐。比如，以反制美方所发起的“全球民主峰会”为契机，面向国内外对中国的民主制度及其全过程民主特点进行了全面诠释，中国人的制度自信进一步加强，国家的全球影响力进一步上升。
所有这些，都令拜登政府进一步意识到，面前的对手绝非另一个苏联，更不是过去的德国和日本，从而不得不调整身段，增加处理对华关系的理性、务实因素，与中方共同寻求两国关系实现阶段性稳定的路径。
拜登政府在处理对华关系方面适度调整了特朗普时期的一些过激作法，解决或有意解决TIKTOK事件、孟晚舟事件、过度加征关税等特朗普时期遗留下来的问题，但是，在强化对华科技封锁、推动中美科技脱钩、升级“印太战略”、渲染军事竞争等方面，现政府做得比特朗普政府有过之而无不及，只是更有章法，避免蛮干。其如意算盘是，既围堵中国，又通过接触和选择性合作来管控分歧，避免为对抗付出过多代价。
通过2021年11月16日举行的两国元首视频，双方至少在一些方面达成共识，比如要以负责任的方式处理彼此关系，要争取实现“共存（共处）”，要管理好彼此分歧，要在能合作也需要合作的地方尽量合作。会晤后，双方在推动媒体记者签证发放、确保全球能源市场稳定（会同其他国家共同释放战略石油储备）等方面取得一定的沟通和合作进展，但是，两国关系中的一些重要的负面因素继续发展。美方在落实元首会晤精神方面不仅未能与中方相向而行，还在继续加码对华打压和围堵行为，将12家中企列入制裁“实体清单”、邀请台湾参加“全球民主峰会”、宣布“外交抵制”北京冬奥，这些做法不可避免地引发中方对等反制，中美关系仍然趋于紧张。
拜登政府对华政策审议大事记
1、2020年12月3日、2021年1月12日，亚洲集团（Asia Group）战略咨询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坎贝尔与时任布鲁金斯学会中国战略倡议主任杜如松先后在《外交事务》杂志发表《中国挑战可助美国避免衰落》（The China challenge can help America avert decline）、《美国如何支撑亚洲秩序》（How America Can Shore Up Asian Order）联名文章称，美中竞争是经济和技术的，无需对抗或者第二次冷战，美国应凝聚国内共识，提升在国内外的竞争力，来应对中国挑战；应在特朗普之后重返“印太”地区，恢复地区均势、合法性和盟友体系。拜登上任后任命坎贝尔为白宫国安会印太事务协调员，杜如松为白宫国安会中国事务主任。
2、2021年1月27日，布林肯在出任国务卿后的首场记者会上表示，美中关系包括对抗、竞争和合作三方面，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
3、2021年2月4日，拜登发表出任美国总统后首次外交政策演讲《美国在世界的位置》（America’s Place in the World），称中国是“最严峻竞争者”（the most serious competitor），美国将正视其经济威胁，抵制其进攻性、胁迫性的行动，反击其对人权、知识产权和全球治理的攻击。
4、2021年2月11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拜登通话。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正处于重要关口，两国应该共同努力、相向而行，秉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精神，聚焦合作，管控分歧，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拜登表示，美中两国应该避免冲突，可以在气候变化等广泛领域开展合作。
5、2021年2月19日，拜登向慕尼黑安全会议发表视频演讲，称与中国竞争是艰难的（stiff），要求盟友合作为与中国长期战略竞争（long-term strategic competition）做准备。
6、2021年2月24日，拜登签署14017号行政令“美国供应链”，要求以“全政府方式”（whole-of-government effort）评估关键供应链韧性的脆弱性，并提供加强其韧性的方案。
7、2021年3月3日，美国白宫发布《临时国家安全战略纲要》（Interim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ic Guidance），称中国是“唯一有潜力集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实力对稳定开放的国际体系造成持续挑战的竞争者”（the only competitor potentially capable of combining its economic, diplomatic, military and technological power to mount a sustained challenge to a stable and open international system），该纲要旨在指导美国加强自身优势，在与中国和其他任何国家的战略竞争中获胜（prevail in strategic competition with China or any other nation）。
8、2021年3月6日，拜登政府任命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约翰·阿奎利诺上将为印太司令部最高长官，该任命与特朗普2020年12月的提名一致。
9、2021年3月12日，美日印澳四国领导人以视频方式举行首次“四方安全对话”（QUAD）峰会，讨论疫苗、气候变化及关键新兴技术合作，就此三个领域分别成立工作组。9月24日，QUAD四国在华盛顿举行首次线下峰会，讨论疫苗、高质量基础设施、应对气候变化、新兴技术、空间、网络安全及人文交流合作。
10、2021年3月18日至19日，应美方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举行中美高层战略对话。
11、2021年4月14至17日，应中方邀请，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约翰·克里访华。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同克里在上海举行会谈。8月31日至9月3日，克里再度访华，同谢振华在天津会晤，国务院副总理韩正、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分别视频会见。11月10日，中美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6次缔约方大会（COP26）期间发布《关于在21世纪20年代强化气候行动的格拉斯哥联合宣言》，同意建立“21世纪20年代强化气候行动工作组”，推动两国气候变化合作和多边进程。
12、2021年5月26日，白宫国安会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和中国事务高级主任劳拉·罗林伯格在斯坦福大学“2021奥森伯格研讨会”上就拜登政府对华政策发表谈话称，传统的对华接触时代已经结束，美国第一次将战略重心、经济利益和军事力量更多转向印太地区，以应对中国挑战。美国对华政策的三大支柱是联合盟友、投资国内以及根据美国利益与华对抗（counter）或合作。7月6日，坎贝尔在“亚洲社会”智库（Asia Society）发表谈话称，美中可以和平共存（coexist in peace），但是挑战巨大，拜登政府将通过四边安全对话等机制联合盟友应对中国（stand up to China）。
13、2021年6月3日，美国总统拜登签署行政令，以所谓“应对中国军工企业威胁”为由，将包括华为、中芯国际、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等59家中国企业列入投资“黑名单”，禁止美国企业与这些中国公司进行投资交易。该行政令是对2020年11月特朗普13595号行政令的延续和修订。
14、2021年6月8日，白宫发布《百日供应链审查报告》，称在半导体工业和先进封装、大容量电池、关键矿物和材料、药物和活性药物成分组成的关键供应链中，制造能力不足、私人市场动机错位和短视主义、盟友和伙伴以及竞争者的产业政策、全球采购的地理集中趋势和有限的国际合作等，导致美国供应链脆弱，在关键技术领域对中国存在过度依赖。
15、2021年6月9日，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2021年美国创新和竞争法案》，包括了“芯片和开放式无线电接入网(O-RAN) 5G紧急拨款”“无尽前沿法案”“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国家安全与政府事务委员会的规定”“应对中国的挑战法案”和其他涉及国家安全问题的风险规避，以及支持STEM教育（跨学科学习）的政策举措六部分。
16、2021年6月11日至13日，拜登赴英国出席七国领导人峰会，在会上提出“重建美好世界：满足中低收入国家巨大基础设施需求的积极倡议”（Build Back Better World，简称B3W）”，声称“这是一个由主要民主国家领导的价值观驱动、高标准、透明的基础设施合作项目（a values-drive, high-standard, and transparent infrastructure partnership led by major democracies）”，计划通过动员私人资本，在发展中世界投入超过40万亿美元，主要关注气候、健康和卫生安全、数字技术、性别平等领域。
17、2021年7月19日，白宫发表声明称，美国正联合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日本、新西兰、欧盟及北约等盟友国家，曝光中国的“恶意网络活动”（malicious cyber activity）和“不负责任的国家行为”（irresponsible state behavior）。20日，美国国土安全部网络安全与基础设施安全局（CISA）发布报告认为，得到中国政府支持的行为体在2011至2013年实施过对美23家天然气管道运营商的网络入侵。
18、2021年7月25至26日，美国常务副国务卿温迪·舍曼访华，在天津与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举行会晤，与外交部副部长谢锋会谈。
19、2021年8月4日，美国国务院批准向台湾出售40门M109A6自行榴弹炮，总价值约为7.5亿美元。这是拜登政府首次对台军售。
20、2021年8月16日和29日，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两次应约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通电话，双方交流了对阿富汗局势的立场和关切，同意就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保持沟通，以建设性、务实方式开展合作。8月30日拜登就阿富汗战争结束发表谈话时强调，美国需要加强自身竞争力以应对与中国的严峻竞争（serious competition），美国在未来十年继续陷入阿富汗战争的沼泽正是中俄所希望的。
21、2021年8月20日，拜登宣布提名前常务副国务卿尼古拉斯·伯恩斯为新任驻华大使。10月20日，伯恩斯在参议院提名听证会上表示，美国将经济就业、关键基础设施和新兴技术等领域与中国激烈竞争，在气候变化、禁毒、全球卫生、防扩散问题上与中国合作，保持在学生、学者、外交官和新闻记者层面的接触。12月16日，美国国会参院以75票赞成、18票反对批准对伯恩斯的驻华大使提名。
22、2021年8月27日，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ODNI）发布“新冠病毒溯源报告”非保密版，认为新冠病毒感染人类现象的出现不晚于2019年11月，2019年12月首先在武汉发现。综合各机构评估，无充分证据表明该病毒是基因编辑的生物武器。报告初步认为，中国官员没有“预知”（foreknowledge）此次疫情的暴发，需要中国合作得出最终结论。报告还声称，中国拒绝分享信息，阻碍国际调查。
23、2021年9月10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美国总统拜登通话。习近平指出，一段时间以来，美国采取的对华政策致使中美关系遭遇严重困难，这不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和世界各国共同利益。中美关系不是一道是否搞好的选择题，而是一道如何搞好的必答题。拜登称本次通话是美国为管理两国竞争而做出努力的组成部分，强调印太和世界和平、稳定和繁荣是美国长久利益所在。
24、2021年9月15日，美英澳宣布建立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根据协议，澳大利亚将向英美购买8艘能够执行远程隐形任务的核动力潜艇。
25、2021年9月25日，华为公司首席财务官孟晚舟与美国司法部达成协议，美将推迟对其指控至2022年末，同日孟晚舟乘坐中国政府包机返回祖国，自2018年12月1日其在温哥华被捕已过1028天。华为公司发表声明表示，华为将继续在美国纽约东区联邦地区法院的公司诉讼中维护自身权利。
26、2021年10月5日，美国贸易代表戴琪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发表题为“美中贸易关系的新方法”（New Approach to the U.S.-China Trade Relationship）的演讲，称美中脱钩不现实，美将与中国讨论第一阶段贸易协定、启动针对性关税排除程序，同时在双边和多边规则层面继续反对“非市场的”贸易做法。
27、2021年10月6日，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主任杨洁篪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在瑞士苏黎世举行会晤。
28、2021年10月27日，拜登以视频方式出席东盟-美国峰会，这是美国总统时隔4年再次参加东盟峰会，拜登提出将投入1.02亿美元支持东盟经济复苏、应对气变和人力资本发展的需要，加强美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7月14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主持拜登上任后美国与东盟的首次外长会议。7月26日至29日，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访问新加坡、越南、菲律宾三国，这是拜登政府内阁成员首访东南亚。8月23至26日，美国副总统哈里斯首次访问新加坡、越南，这是美国副总统首次访问越南。
29、2021年11月15日至18日，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对亚洲进行任内首次正式访问，会见日本、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政府官员和商界领袖，并与澳大利亚、新加坡、新西兰贸易部长举办联合印太经济会议。12月13至16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问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在印度尼西亚大学发表演讲称，拜登政府正在设计“全面的印太经济框架”（comprehensive 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30、2021年11月16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视频会晤。习近平强调新时期中美相处应当坚持三点原则：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推动四方面优先事项：引领国际社会合作应对突出挑战；推进各层级各领域交往；以建设性方式管控分歧和敏感问题；加强在重大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上的协调与合作。拜登表示，双方应通过开诚布公和坦率对话，增进对彼此意图的了解，确保两国竞争是公平、健康的，而不会演变成为冲突。
31、2021年12月9至10日，美国以视频方式举办首届“全球民主峰会”，邀请台湾当局“行政院政务委员”唐风参加。
32、2021年12月20日，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保证中国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强迫劳动产品不进入美国市场”法案，初版于1月27日提交众议院。白宫发言人14日称，对两党对此问题达成一致表示欢迎。
四、未来的“光谱”
美国认定要与中国开展长期竞争。过去几年的较量表明，美国不可能在一场所谓的“世纪博弈”中彻底压制住中国，遑论速胜。两国也都有远比相互竞争还要复杂和紧迫的国内问题和任务需要处理、推进，双方都不愿被不断恶化的彼此关系绊住手脚。因此，两国在激烈斗争的同时也都留有余地，形成不冲突的默契，因此，中美紧张关系呈现时急时缓的态势，但是，偶然出现的喘息甚至改善都是阶段性和局部意义上的，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困扰两国关系的结构性问题，无法扭转两国关系不断恶化的总体趋势。中美博弈的长期性、系统性、复杂性和尖锐性是不能回避的客观现实。
考虑到博弈“终局”（end game）的不确定性，可以用一条从“暗区”到“明区”的“光谱”来反映多种可能的前景：
在“暗区”，中美矛盾不断加剧，最终演变成全面危机，引发激烈对抗，双方进入“新冷战”，以至于发生冲突乃至战争。
在“灰区”，两国经过一段时间的斗争和较量，确认彼此红线和底线，在一些关键领域达成妥协，逐步摸索出在竞争状态下和平共存的规则，实现对矛盾和分歧的有效管控。
在“明区”，两国得以在现存国际体系内解决分歧、扩大合作，形成良性竞争的局面，最终实现共同演进、美美与共。
阻挡中美关系走向“光谱明区”的根本障碍是相互敌意认知。美国不少人认定中国的战略目标是在世界上取代美国的主导地位。在中国人看来，美国对华政策的总目标是要“西化”“分化”和遏制、围堵中国。如果这种相互认知持续深化，两国间的“敌意螺旋”注定上升。
意识形态因素对中美关系的负向驱动值得高度关注。美国一些人近年极欲掀起意识形态对抗，将美西方与中俄等国的矛盾定性为“自由世界与威权国家间的殊死较量”，用“文明冲突”诠释两国竞争在美国也大有市场。“全球民主峰会”吹响新一轮意识形态划线施压的“集结号”，拜登政府拟围绕反腐、人权、科技三大议题部署后续行动，美国利用意识形态话题和具体个案挑动对华打压的做法花样百出，将更多影响和牵动两国较量。
中美在涉及核心利益问题上的重大分歧将成为影响“光谱”演变的关键要素。中国尚未实现国家统一，对民族分裂隐患高度敏感，核心关切是政权、主权安全和国家发展利益，而美国出于维护其价值理念、地缘战略和全球霸权的需要，不可能收敛对中国内政的干涉和介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即便中国政府明确宣称无意挑战美国，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还会继续发展，无法排除就台湾、南海问题或中国周邻某一地区热点爆发军事冲突的可能性。
未来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在很大程度上还源于两国实力对比的持续变化。中美力量对比的缩小是有数据支撑的。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根据世界银行、中国国家统计局等机构的数据资料分析整理发现，仅从经济总量角度看，20世纪80年代美西方38国GDP总额的全球占比高达80%，2010年降到67%，2020年降至不到62%，而发展中世界GDP总额的全球占比从20世纪80年代的不足20%上升到2020年的38.26%。当前，美国GDP的全球占比不到25%（在西方国家经济总量中，美国占了三分之一），中国GDP的全球占比则已攀升至近18%（在发展中世界经济总量中占一半）。从某种意义上讲，东西方力量对比的缩小就是中美力量对比的缩小。按照经济周期理论和中美理想状况下的经济增速推算，预计2030年前后美GDP将被中国超越（有西方智库和媒体判断这会在2028至2035年间发生）。这将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节点。从现在到2035年，将是美国霸权更加躁动的时期，对中美关系也更为敏感。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世行统计显示，冷战结束之初的1992年，美国GDP的全球占比是25.6%，中国仅为1.68%；2019年美国GDP全球占比是24.4%，中国则占到16.58%，2020年中美差距继续缩小。）
但是也要看到，支撑美实力的支柱尚未发生根本性崩塌，这些支柱包括经济和金融实力、科技和军事实力、初级产品控制力、政治结盟能力、文化软实力、国际话语权。今后相当长时期内，美仍将作为超级大国存在，但其霸权羽翼不再丰满。
经济总量的接近甚至反超不等于中国就已经或者即将获取相对美国的全面均势或优势。中国近年来的高速增长，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全球化红利带来的后发优势，未来中国更长期的发展需要不仅开展国际合作，也要增强自身科技创新能力，这种能力的全面提升取决于科研政策环境、企业产权制度、高等教育质量以及对全球高端人才的吸引力等综合因素。也要看到，过去20年中国在世界经济中所占比重攀升，挤压的主要是美国以外国家的份额，美国经济的发展速度仍高于中国以外的大多数国家，其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基本稳定在25%左右。国际上也有判断认为，考虑到人口因素和科技爆发能力，从2030年到2100年，美GDP仍有可能重新超过中国。如果中国不能很好地解决人出生率下滑和结构老化问题，到本世纪末美将再度长期占据世界经济头把交椅。
从此意义上讲，中美两国各自如何面对和解决国内挑战也会对“光谱”的移动产生直接影响。预期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段，中美都必须聚焦解决国内重点问题，这一特点如何影响两国的外交形态，如何牵动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内政与外交，值得观察。
中国已经迈入2049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的“第二个百年”奋斗征程，需要聚焦国家全方位现代化所必须解决的挑战，比如进一步完善经济制度，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解决不同群体生活质量的差距，巩固脱贫成果，同时要应对人口老龄化、环境和资源矛盾、技术和软实力瓶颈以及金融风险等突出问题。
美国国内的党派对立、贫富分化、种族对立等问题更加难以解决，对全球供应链的掌控力进一步下降，资本市场泡沫化日趋严重，协调盟友和伙伴的政策立场更加困难，保持超级大国地位殊为不易。美国领导人表达了“纠正错误”“重新团结”“结束红与蓝、农村与城市、保守派与自由派之间不文明战争”的决心，立足于优先聚焦国内的改革和调整。
影响“光谱”变动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第三方力量”的态度。全球化、多极化导致国际力量更加分散，世界权力不再聚集在少数几个大国手中，中美对立和缺乏配合导致更多的世界领导力“真空”，“第三方力量”自主影响国际事务的意图和需求在上升。当中美两国就全球性问题开展合作时，第三方力量是双方不可或缺的伙伴，在双方关系高度紧张时又需要有第三方力量的支持。中美竞争使得第三方力量面临选边站队的压力，它们有的倒向美国以对抗中国，有的同中国加强协作以制衡美霸权，但是更多国家希望竭力避免“二选一”，也拒绝接受未来出现“新两极世界”，而是强调“战略自主”“主动平衡”，力争在国际格局中左右逢源、长袖善舞，能单独发挥影响力、保住自身利益，亦试图推动两国找到管控和解决分歧的途径。
总之，今后10至15年将是中美关系演变的关键时期，结构性问题的运动方向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从根本上看，关键在于两国的战略选择和在一系列具体问题上的互动结果。在两国关系的调整与演变过程中，中国已不再是被动角色，而是有了更多塑造、引领的条件和机会。
中美之间可能引发冲突的十大潜在风险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评估，按严重程度高低排列）
1、台海危机再度爆发，美国直接介入，两国发生正面军事冲突。
2、中美军事力量在南海岛礁附近对峙，发生擦枪走火，事态失控。
3、围绕香港、新疆等问题的政治摩擦升级为双边关系重大危机。
4、对对方“干涉己方内政”的指责引发激烈舆论战。
5、双方在科技、经贸、金融领域的政策进一步安全化，摩擦升级和外溢。
6、两国科技合作受到非正常干扰，脱钩领域不断扩大，局部脱钩成为现实。
7、网络和电力基础设施遭受攻击的事件引发报复与反报复措施。
8、“安全困境”导致两国陷入战略武器攻防技术的恶性军备竞赛，触发国际军控进程和全球战略稳定体系的崩塌。
9、两国对双方或者其他国家发生的重大公共卫生危机或者自然灾害束手旁观，甚至对国际支援设置政治障碍。
10、两国都试图在世界上扩大自己的“朋友圈”，给第三方国家带来压力。
第三部分 中国的挑战和机遇
日益向我们走来的“后疫情世界”是百年变局的重要篇章，中国要实现“两个一百年”战略目标的第二步，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世界上首个成功和平崛起大国的姿态走进世界舞台中央，几乎所有关键工作都需要在这个“后疫情世界”所酝酿和呈现的变局当中推进。
总体看，从社会运行和跨境交往方式，到国际格局、全球议程和世界经济，疫情改变了许多，中国既要对可能袭来的复杂情况心中有数，防患于未然，又要做好应对最坏情况的准备。在我们即将面对的现实挑战和潜在危机当中，最主要、最紧迫也是牵动面最广的有四个。
一是境内外“接种和免疫落差”“修复和开放落差”继续拉大。疫情的反复、病毒的变异和社会冲击效应的堆叠，将使得中国“独善其身”的难度越来越大，社会成本越来越高，保持抗疫成果和恢复对外交往之间的矛盾趋于尖锐，防疫政策面临的调整压力也会逐渐增大。
二是内外经济改革攻坚与外部经济环境恶化并行发生，交互作用。中国的市场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面临诸多挑战，结构性调整压力沉重。“共同富裕”改革和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需要长期、复杂的基础性制度安排，落实“双碳”目标任务也很艰巨。
在此过程中，中国改革和调整的每个重大步骤都会引起国内外市场联动反应，形成相互传导效应。外部经济大环境加快恶化，各主要经济体货币超发，与疫情相关的刺激措施逐渐退出，“财政悬崖”近在眼前，全球经济增长面临减速风险。总之，外部环境转坏，内部改革攻坚的“时间窗口”狭窄，保增长保稳定保改革挑战重重。
三是中美关系动荡不安，存在高度不确定性。我国在今后相当长时期面临的最大威胁和挑战，是来自美国的遏制与围堵的压力。目前美国内自由派、保守派、右翼、左翼、文化多元主义分子和宗教保守派已经形成视中国为主要对手和威胁的共识，无论以后美国的政治风向如何转变，对华态度不会发生本质变化。
美国从中东、南亚抽身，战略重心转向“印太”，将对中美关系和国际局势产生深远影响。目前看美国的“转身”并不顺利，加上其国内积弊复杂难解，处于“战略透支”后的“战略过载”状态，拜登政府需要同时处理包括疫情、阿富汗、经济、两党关系、南部边境非法移民激增等多重麻烦甚至危机，其支持率一路下滑，必然对2022年的中期选举造成影响。种种预测显示，共和党将重夺国会众参两院的多数党地位。这种状态固然延迟了拜登政府对华政策审议进程，但中长期看美方会更多迁怒于中国，其对华政策可能朝更强硬的方向调整。今后的中美关系，暗礁密布、荆棘丛生，要想实现稳定可控可预期困难重重，两国在经济和非传统领域的合作也会因传统领域内竞争性和对抗性的加强而难以顺利开展。
四是周边安全环境进入新的风险集中多发时期。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始终是亚洲，而亚洲又是“后疫情世界”各种变化所产生的冲击力集中交汇之地。随着世界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大国竞争重心转向亚洲，我国周边地区将有更多力量关注和投入，各种既有和新增热点问题交错发展，形势变得更加复杂。
热点问题相当突出。阿富汗变局之下，长期盘踞在那里的“三股势力”如何调整彼此关系，塔利班能否稳局并把国家引上善治轨道，有待观察。拜登政府无心与朝开展高层对话，放手让技术官僚处理，韩国政治进入着眼“后文在寅时代”的调整期，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有可能形成新的刺激。朝鲜半岛核问题在美国无暇兼顾的情况下如何演变，值得关注。缅甸政局激变后，美西方保持高压制裁态势，当地局势要想重返稳定与和解的大方向还需缅甸各方和地区国家付出更多努力。围绕乌克兰的大国角力趋于激烈，美俄欧等方的战略回旋余地均明显压缩，战略忍耐度也在大幅下降，发生大规模地缘冲突的可能性升高。中亚国家权力交替的遗留问题未能妥善解决，叠加民生和反恐难题，我国西部紧邻地区正在生成新的动荡和干涉漩涡。
必须看到，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尽管支撑这个主题的因素不断发生复杂变化，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秩序的基本平台仍在运作，国际社会反对战争、主张合作、要求加强全球和区域治理的需求仍然强劲，中国总体实力不断扩大的基本趋势还在发展。这是我们在“后疫情世界”里和平发展好自己并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的主要机遇所在，而其中最大者便是我们自己把握世界大势、塑造周边环境、推动全球治理变革的经验值和能力值还在不断提高。
在“后疫情世界”，主要力量赢得尊重并发挥引领作用的“金标准”将是：谁最能展示安全有效的保护人民方式；谁最能向世界提供事关社会安宁与发展的公共产品；谁最能发挥稳定和支撑全球供应链、消费链的作用并保持开放包容；谁的行为方式和发展方向最能代表全人类共同价值取向。中国在这几个方面均在得分，影响力与日俱增，言行举止受到国际社会普遍关注和许多成员肯定，可以在“后疫情世界”的演变和构建中有更大作为。
“后疫情世界”如同一个“麻线团”，中国要有在其中穿针引线的意愿、智慧和行动，帮助世界行稳致远。同时，中国自己亟需处理的内部议程也很多，如何抓住“时间窗口”“机会窗口”，找准主线和主要矛盾，内外兼顾、两头兼修，既维护好我国改革、调整、发展的局面，又努力争取在“后疫情世界”中占据和扩大有利的国际位置，是重大考验。
习近平主席指出，“保持定力，增强信心，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是我们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关键。”他也强调，“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我们正阔步走在实现第二个百年战略目标的征程上，要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就是我们的总目标，一切工作、所有议程都应该也必须服从、服务于此。
以此为前提，需要强调战略定力和大局观，守护好基于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和平发展道路。诚如习近平总书记告诫我们的，“正确的战略需要正确的策略来落实”。需要对议题进行排序，明确主次关系，对要紧问题主动出招、善于预置、争取破局。当下最关键的还是稳定周边，并在周边以更大力度促发展。也要在世界范围内把朋友尽量搞得多多的，尤其要争取东盟、拓展非洲、稳住欧盟，扩大共同利益、修补共同语言。
中国需要与外部世界保持和平合作的关系态势，外交政策的目标是服务于国内的发展需求，为中国的和平发展营造和维护有利的外部环境。中国领导人申明，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走的是和平发展、开放发展、合作发展、共同发展的道路；中国不追求一枝独秀，也不会关起门来封闭运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也需要中国；中国将坚定不移奉行互利共赢开放战略，从世界汲取发展动力，也让中国的发展更好地惠及世界。
面对美方的重重围堵压力和单方面炮制的竞争叙事，中国没有妥协退让的余地，唯有据理力争、坚决斗争，特别是在事关核心利益的问题上。中国一贯重视处理好、发展好对美关系，愿与美方妥善管控分歧，携手解决共同关心的问题，包括共同引领世界应对关乎人类福祉的全球性挑战。正如习近平主席在与拜登总统视频会晤时指出的，地球足够大，容得下中美各自和共同发展，中美两国应当既办好各自国内的事情，又承担起应尽的国际责任。中国领导人已经明确提出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现在的任务是着手推动双方围绕这些原则探索新的战略框架，包括如何相互做出战略保证，在此基础上争取形成中美在同一国际体系内和平共处的新范式。
中国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核心变量之一，不仅通过自身变化塑造世界的能力越来越强，也越来越直接地承受外部世界变化的影响。中国希望把自己变化和拓展中的利益诉求和政策主张嵌入国际秩序，世界也急切希望了解日益强起来的中国到底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会给世界带来怎样的变化。因此，中国与世界加强相互交流与沟通的重要性从为没有像今天这样迫切，需做和能做的事情很多，全社会应当进一步动员起来讲好“中国故事”，向国际舆论场注入更多中国作品、中国声音。（完）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简介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nd Strategy Tsinghua University，CISS）是清华大学校级研究机构，成立于2018年11月7日，旨在打造国际战略和安全领域的国际化和专业化高端智库。
中心有两大目标：一是就国际秩序、国际关系以及战略与安全等问题开展研究，跟踪形势变化并做出判断，为决策提供参考意见和建议；二是通过开展多种形式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宣介、阐释和传播中国的理念和政策主张，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了解，提升清华大学在战略与国关界的国际影响力。
研究中心以战略与安全、外交与国际关系等问题为主要研究领域，以全球秩序、国际安全治理、人工智能与国家安全等重大战略与安全问题作为主要研究方向。研究中心实行管委会领导下的主任负责制。外交部前副部长傅莹大使为中心的创始主任，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达巍为中心主任。中心设立学术委员会作为学术指导和顾问机构，下设美欧研究项目、全球治理研究项目、欧亚研究项目、“战略青年”研究交流项目以及中国论坛秘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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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首谈｜解振华特使应邀与欧盟第一副主席蒂默曼斯视频对话
END